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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曾夢龍2020-01-22 13:27:42

“本書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范疇?!?/p>

《瘟疫與人》

內容簡介

公元前 430 年—前 429 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后來的歷史走向。 1520 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他們帶去的“致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連阿茲特克人的首領也死于那個“悲傷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 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于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于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作者簡介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

1963 年,威廉?麥克尼爾以一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舉成名,并因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后,他筆耕不止,迄今已出版 30 多部作品。? 1996 年,因其“在歐洲文化、社會和社會科學領域里做出的杰出貢獻”榮獲伊拉斯謨獎。 2010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他頒授國家人文勛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學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

其他主要作品有《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人類之網》(The Human Web,與其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追尋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書籍摘錄

引言

緣起

將近 20 年前,為撰寫《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一書,我開始涉獵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歷史,以充實相關史料。眾所周知,埃爾南多·科爾特斯(Hernando Cortez)憑借其區區不足 600 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

口數以百萬計的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橫行異域?這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呢?

通常的解釋似乎都很難令人信服。如果說蒙特祖瑪和他的同盟者開始時將西班牙人視作神明,然而一經直接接觸,現實情況就自然會讓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說西班牙人的戰馬和槍炮在初次交戰時令對手驚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這兩種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會暴露無遺—當時的槍炮其實相當原始;當然,科爾特斯聯合其他印第安民族的“ 以夷制夷”之術對勝局意義重大,然而除非科爾特斯的那些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盟友認定他一定取勝,又怎么可能與他結盟?

實際上,征服墨西哥的傳奇只不過是更大的謎團中的一部分—不久,皮薩羅(Pizarro)同樣不可思議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國。相對而言,越洋抵達新大陸的西班牙人并不多,然而他們卻把自己的文化成功地強加給了人數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無可否認的技術優勢似乎并不足以解釋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潰。譬如,為什么墨西哥和秘魯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此徹底?村民為何對那些多少年來一直庇佑他們的土地豐收的神祇和祭典不再虔誠了?或許,在基督教教士們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此顯而易見,以至他們認為使幾百萬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無須解釋,但事實上,他們的布道以及基督教信條和儀式的內在吸引力似乎并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不過,在有關科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起具體出處了)令我茅塞頓開,而后通過進一步縝密思考這一解釋及其背后的含義,我的新假說逐漸變得合理而有說服力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將科爾特斯的軍隊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創的那天晚上,天花這種傳染病正在城內肆虐,那位剛剛率領阿茲特克人對西班牙人展開進攻的將領和好多人一道死于那個“悲傷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后來以此稱呼這場疫?。?。這場致命的傳染病所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恰好解釋,為什么阿茲特克人沒有乘勝追擊,而讓敵人得以喘息并獲得卷土重來的機會,進而聯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對城市的合圍,贏得最后的勝利。

值得關注的,還有這場只殺死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卻毫發無損的疫病對當時人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對這種明顯的偏袒,當時只能從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顯,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問題。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現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為中心構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難維持下去了。難怪印第安人會如此溫順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顯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邊,而且以后每一場來自歐洲(不久后也來自非洲)的傳染病的造訪,都在重復這一經驗。

可見,傳染病一邊倒地只對美洲印第安人造成傷害這一史實,為我們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輕易征服美洲(這種征服不僅是軍事上的,同時也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鑰匙。不過,這一假說一經提出,馬上就會引發相關問題: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時獲得了這種使他們在新大陸如入無人之境的免疫力?為什么印第安人沒有屬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對付入侵的西班牙人?只要嘗試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隨之而來的就將顯現一個尚未被歷史學矚目的人類歷史中的新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的互動史,以及當傳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對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時,所造成的深遠的影響。

由是觀之,世界歷史其實已經提供了許多與十六七世紀發生于美洲的這一幕類似的事例。本書就將描述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結論可能會使許多讀者大感意外,因為在傳統史學中很少受到關注的事件卻將在我的敘述中占據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長期以來那些學識淵博的學者在皓首窮經于各種遺存的文獻時,對于人類疾病模式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自然,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著名案例從來沒有被歐洲人遺忘, 14 世紀的黑死病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次是 19 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后者雖然破壞性大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現代而留下了比較完整的記錄。盡管如此,歷史學家卻從未將其歸為重大疫病暴發的普遍模式,因為那些人類與疫病慘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沒于時間隧道中。那時資料殘缺不全,以致事件發生的規模與意義都很容易被忽略。

在解讀古代文獻時,歷史學家自然會受到他們自身疫病體驗的影響。經歷過各種病史的現代人,已對那些常見的傳染病擁有了相當程度的免疫力,這使他們能很快地終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受過嚴格訓練的歷史學家只能認為那些疫病造成大規模死亡的說法未免夸張。事實上,正是由于沒有認識到,同樣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與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發,其造成的后果差別巨大,以往的歷史學家才未能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確實,如果現代醫藥出現之前的傳染病均與歐洲的傳染病模式并無二致,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關注疫病的歷史呢?因而,歷史學家也往往以一種不經意的筆調處理這類記載,一如我在那本描述科爾特斯征服史的著作中所讀到的那樣。

于是疫病史便成了偏好“ 掉書袋”的老學究們的專利,他們熱衷于就手頭掌握的資料摘錄一些實質上并沒有什么意義的信息。不過,畢竟還有黑死病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在這些事例中,軍營里突發的疫情不僅扭轉了戰局,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最終的勝負。這類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遺漏,但它們的不可預見性卻使歷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的歷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為了迎合這一普遍的愿望,歷史學家也往往會在歷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預測、可界定且經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當流行病確實在和平或戰爭中成為決定性因素時,對它的強調無疑會弱化以往的歷史解釋力,故而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事件。

不過,還是有諸如細菌學家漢斯·津瑟(Hans Zinsser)這樣的圈外人士,搜集一些表現疾病歷史重要性的史料,扮演了抬杠者的角色。他在那本極具可讀性的大作《老鼠、虱子和歷史》(Rats,Lice and History)中,描繪了斑疹傷寒的暴發如何經常打亂國王和將領的如意算盤。但是,這類著作并未試圖將疾病史納入更宏大的人類歷史的背景下考察,與其他著述一樣,它們仍將疫病的偶然暴發視為對歷史常態突然而不可預測的扭曲,本質上已超出史學的詮釋范圍,因而也就很難吸引以詮釋歷史為本業的職業歷史學家的視線。

本書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范疇。我在此提出的許多猜測和推論仍是嘗試性的,對它們的證實與修正還有待有關專家對語言晦澀的古代文獻做進一步地爬梳。這類學術性的作品既需要提出一個正面的主題予以確證,又需要提出一個反面的靶子以便有的放矢,我在本書所做的推理與猜測應該符合這一要求。與此同時,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讀者關注那些人類歷史的傳統觀念與當下認識之間存在的鴻溝。

除了我必須描述的細節外,想必大家都會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人類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動的地位,理應成為我們詮釋歷史的組成部分。而且毋庸置疑,無論過去與現在,傳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關鍵概念

在敘述故事之前,對寄生、疾病、疫病以及相關概念的解釋或許有助于避免讀者的混淆。

對所有的生物來說,疾病和寄生物幾乎無所不在。當寄生物從某個有機體身上成功地搜尋到食物時,對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的動物都以別的生物為食,人類也不例外。對于人類的覓食以及覓食方式變遷的論述充斥于經濟史的著述中,相反,避免為別的生物所食的問題卻比較少見,這基本是因為人類自從遠古時代起,就不怎么畏懼獅子和狼之類的大型食肉動物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認為,人類大多數的生命其實處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構成的脆弱的平衡體系之中,而所謂人類的巨寄生則主要是指同類中的其他人。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是指微小生物體(病毒、細菌或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可供維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或者很快殺死宿主,或者在宿主體內激發免疫反應,導致自己被消滅。有時,此類致病生物體不知怎的寄生到某個特殊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帶菌者,能夠傳染給別人,自己卻基本不受影響。而且,還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與人類宿主形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系,這種感染無疑會消耗掉宿主一定的體能,但卻無礙于宿主正常機能的發揮。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也呈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迅速致命,像獅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動物那樣;另一些則容許宿主無限期地生存下去。

早在遠古時期,人類捕獵的技巧和威力就已超越了其他食肉動物。于是人類攀上了食物鏈的頂端,也就很少再有被天敵吞食的危險了。不過在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同類相食幾乎構成人類相鄰族群間相互關系的重要內容,這意味著人類作為成功的狩獵者,幾乎與獅、狼處于同等的水平。

后來,當食物的生產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時,一種較溫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為可能。征服者從生產者那里攫取并消費食物,由此成為靠生產者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那些出現在土地肥沃地區的事實表明,人類社會建立起比較穩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這一模式之上,勝利者只是從臣服族群那里掠取部分收成,而留下足夠的糧食讓被掠奪者年復一年地生存下去。在早期階段,這種人類文明的巨寄生基礎還相當嚴峻和明確,后來隨著城市和農村間互惠模式的日趨發展,只是上繳租稅所體現的寄生單向性才逐步消除。盡管如此,在開始階段,那些飽受壓榨的農民,供養著神甫、國王以及跟隨這些階層生活在城里的仆從,除了受到某種不確定的保護,以避免遭受其他更加殘忍和短視的掠奪者的侵擾之外,他們所得到的回報其實是微乎其微的。

食物與寄生物之間的共生共存關系,曾經鞏固了人類的文明史,類似的情形亦可發現于人體之內。白細胞是人體內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們能夠有力地消解人體的入侵者。它們不能消化的部分就變成了寄生物,反過來消耗人體內對它們來說有營養的東西。

然而,就入侵特定人體的特定生物來說,這不過是影響其能否順利侵入并在其中繁殖的極端復雜的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事實上,盡管醫學在過去百年間成就輝煌,但還是無人能完全說得清它們間的相互關系。在機體組織的各個層次(分子、細胞、生物體和社會)上,我們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這種均勢中,任何來自外力的變動都會引發整個系統的補償性變化,借以最大限度地減緩全面的震蕩,當然,如果變化突破了特定的“ 臨界點”,也會導致原有體系的崩潰。此類災難,既可能將原系統分解成更簡單、更微小的單元,這些單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將原有相對較小的單元組合成更大或更復雜的整體。實際上,這兩個過程也可能同時共存,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動物消化過程一樣,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細胞和蛋白質分解成更小的單元,只是為了把它們合成為自身體內的新蛋白質和新細胞。

對此類機制的解釋,顯然簡單的因果分析遠遠不夠。既然同時存在許多變量,它們又不間斷地交互作用,而且還以不規則的頻率改變它們的規模,因此,如果我們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到某個單一的“原因”上,并盡力將某個特定的“ 結果”歸因于它,結果往往是引人誤入歧途。對多過程的同時態研究或許有助于我們的理解更接近真實,但這樣做,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難。對大部分組織層次而言,僅僅是對組織模式的確認及觀察其存在或崩解,就讓人感到有些力所不逮了,更何況在包括社會在內的某些層次上,連哪種模式值得關注或者能夠被可靠地觀測,也都存在深刻的不確定性和爭議。不同的術語會引導人們關注不同的模式,然而,要想找出一個邏輯上富有說服力并能為各方所接受的試驗方案,用以測定一套術語是否優于另一套,通常是不可能的。

然而,緩慢的進化過程不僅適用于人類的身體,也同樣適用于人類社會及其符號體系,因此,當有些問題無法依靠邏輯來確定時,生存定律終將出面解決。對人類來說,那些能將我們的視線引向所處環境中利害攸關方面的術語,無疑具有巨大的存在價值。正是基于相互交流和溝通的能力,人類才得以主宰生物世界。然而沒有哪一種術語體系有可能窮盡或涵蓋我們所處情境的每一個方面。我們能做的只是盡己所能地運用我們所繼承的語言和概念,而不必為尋求一個能在任何時空環境下讓任何人滿意的所謂“ 真理”而枉費心機。

正如語言是社會和歷史的產物一樣,疾病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如此。假如史書中的許多圣人生活在今天的美國,恐怕很難逃脫因“ 精神不正?!倍凰腿刖癫≡旱拿\;相反,被狩獵先祖們視為生理殘疾的近視眼和味覺遲鈍,在今天卻不會被認為與健康理念有沖突。不過,盡管存在這樣的歷史性差異,“疾病”概念的核心內容仍是確定而普遍適用的。一個人若因身體機能紊亂而無法完成預期的任務,這人就將被同類視為“ 有病”,而在這類生理機能紊亂中,又有許多源自與寄生物的接觸。

毫無疑問,不同的人體和社群對同樣的傳染病所表現出的敏感程度和免疫水平相當不同。這種差別部分緣于遺傳,更多則是與以前是否接觸過入侵生物體有關。不斷調整對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個體進行,在整個族群內部也同樣如此。因此,他們對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會相應地改變。

正如個人與群體為對付傳染病而不斷進行機能調整一樣,各種致病微生物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典型的,比如這一環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就是宿主體內的狀況。畢竟,對于包括病原體在內的所有寄生體來說,都必須經常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宿主幾乎都是互不相連的獨立個體的情況下,它們如何才能成功地轉移?

人類宿主和病原體之間在經歷了許多世代,以及數量可觀的族群的長期相互調適后,會產生一種能讓雙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適應模式。一個病原體如果很快殺死其宿主,也會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機,因為這樣一來,它就必須非常迅速和頻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確保自身的存活與延續。反過來,如果一個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讓寄生物無處藏身,顯然也會對病原體造成另一種生存危機。事實上,正是由于上述這類極端情形的出現,使得許多與疾病為伴的關系未能延續至今;而一些曾經惡名昭著的病原體,由于全球范圍內普遍的疫苗注射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的推行,正在瀕臨滅絕—如果某些躊躇滿志的公共衛生官員的言論是可以信任的話。

對寄生物與宿主來說,較為理想的狀態通常(但非必然)是,兩者都能在對方存在的情況下無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會對對方的正?;顒釉斐芍匾膿p害。這類生物平衡的例子不勝枚舉,譬如,人的腸道下端通常帶有大量的細菌,但這并不會引起明顯的病征。在我們的口腔中和皮膚上,也附著了眾多通常并不會對我們造成實質性影響的微生物,其中有些可能有助于消化,另一些則被認為能夠防止有害生物在我們體內的恣意繁殖。不過,一般來說,對于或許可以稱之為“ 人類感染生態學”的這類論題,我們目前還缺少確鑿有力的數據來加以論證。

不過,從生態學的觀點看,我們似乎仍可以說,很多最致命的病原體其實還未適應它們作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依然處在與人類宿主的生物調適進程的早期階段;當然,我們也不應就此假設,長期的共存必定導致相互間的和諧無害。

譬如,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可能是人類(甚至前人類)最古老的寄生物,但它至今仍給人類宿主帶來嚴重的使人四肢虛弱的發熱病。至少有四種瘧原蟲能感染人類,其中又以鐮狀瘧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殺傷力。不難想見,由于鐮狀瘧原蟲侵入人體血管相對較晚,所以它們還無法像其他瘧原蟲那樣有足夠的時間來適應人類宿主。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宿主與寄生物之間的進化調適,還會因宿主的多樣性而更加復雜,而寄生物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適應宿主體內的環境。而且,有利于瘧原蟲長期寄居于人類紅細胞中的調適,對其實現在不同宿主間的成功轉移并無助益。

事實上,在通常主導性的轉移模式中,人體一旦為瘧原蟲感染,紅細胞就會成百萬地周期性壞死,由此導致宿主怕冷發燒,并讓瘧原蟲得以在血管中自由運動,直到一兩天后,它們重新寄居在新的紅細胞里。這一過程會給宿主帶來熱病和四肢疲軟的癥狀,但同時也會讓瘧原蟲以一種獨立自由的形式趁著瘧蚊飽餐人血時“ 搭便車”轉移到別處繁衍。瘧原蟲一旦進入瘧蚊胃部,就會展示出不同的行為方式,最終完成有性生殖(sexual replication)。結果是幾天后,新一代的瘧原蟲就會游移到瘧蚊的唾液腺里,以備在瘧蚊下次“就餐”時侵入新的宿主體內。

就目前能夠觀察到的情況看,瘧原蟲在被瘧蚊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從一個宿主轉移到另一個宿主時,并不會對瘧蚊造成傷害。瘧原蟲生活史的完成有賴于瘧蚊體內組織的滋養,但這對瘧蚊的壽命及其活力卻并無不利的影響。這樣說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瘧原蟲要被成功地轉移到新的人類宿主身上,攜帶它的瘧蚊必須擁有足以供自己正常飛行的精力。一個沉疴在身的瘧蚊不可能將瘧原蟲成功運送到新的人類宿主以助其完成生活史。但是,一個身體虛弱、渾身發燒的病人卻絲毫不會妨礙瘧原蟲完成其生活周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這種古老的傳染病對瘧蚊毫發無損,卻一直維持著對人類的殺傷力。

人類其他一些重要的傳染病也像瘧疾一樣,病原體必須讓自己適應多個宿主。假如人類之外的宿主對這類寄生物更為重要,其適應性行為的重心將會集中于同非人類宿主達成穩定的生物平衡上,一旦它們侵入人體,則可能對人類造成劇烈的傷害。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就是這樣,引起這種疫病的鼠疫桿菌(Pasteurella pestis)通常只感染嚙齒動物以及它們身上的跳蚤,偶爾才染及人類。在穴居嚙齒動物群體當中,這種感染可以長期延續下去。鑒于同一洞穴中可能混居著不同的嚙齒動物宿主,這類感染及康復的模式必定極端復雜,我們對此至今也未能完全了解。然而,不管怎樣,對生活于“ 地府”中的某些穴居嚙齒動物來說,腺鼠疫就像城市居民習以為常的天花、麻疹一樣,乃一種常見“ 兒童病”(childhood disease)。換言之,嚙齒動物與這種寄生桿菌之間已經形成相當穩定的適應模式。只有當疾病侵入從未感染過該病菌的嚙齒動物和人群時,才會釀成慘劇,就像歷史上曾令我們的祖先倍感驚恐的腺鼠疫大暴發。

由于血吸蟲?。ㄍㄟ^釘螺傳染)、昏睡?。ㄍㄟ^采采蠅傳染)、斑疹傷寒(通過跳蚤和虱子傳染)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體擁有兩種甚或更多的宿主,以致它們與宿主的適應模式極為復雜。因此,這類疾病對于人類來說,仍然十分可怕。斑疹傷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品系相同或近似的引發斑疹傷寒的立克次體(rickettsial organisms)能穩定地寄居于某些種類的壁虱身上,代代延續而且基本相安無事;當老鼠及其身上的跳蚤被感染后,雖會發病,但可以自行康復,也就是說,它們在感染后可以通過自我調適將入侵的病原體拒于身外。但是,一旦傷寒寄生菌轉移到人體及人身上的體虱,總會導致體虱斃命,而對人來說,也常常是致命的。上述模式暗示斑疹傷寒病原體曾存在這樣一種漸進式的轉移:從最初與壁虱穩定的共存,再到與老鼠及其身上跳蚤的次穩定調適,最后到與人及其體虱間的極端不穩定適應。這似乎也意味著該病原體直到晚近才感染人體及其體虱。

當然,也有一些人類疾病并不需要傳播媒介便可直接在人類不同宿主之間迅速傳播。結核病、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和流行性感冒等都屬于這類疾病。事實上,它們也是現代人極為熟悉的傳染病。除了結核病和流行性感冒,人類只要被這類疾病感染一次,即可獲得長期乃至終身的免疫力。于是,這類疾病通常只感染孩子。這在那些沒有采用疫苗接種或其他人工方法改變天然的疾病傳播方式的地區,依然如此。

這種兒童病一般不會特別嚴重,通常只要精心護理就可以康復。然而當其侵入以前從未接觸過它們的族群時,則可能導致大面積的發病和死亡,而且正值盛期的青年人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更易感染并導致死亡。換言之,一旦某一“ 處女”族群初次接觸這些傳染病,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遭受嚴重的甚至毀滅性的打擊,就像天花和隨后的其他疾病對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所造成的影響一樣。

毫無疑問,無論是慢性傳染病、精神紊亂,還是老年性功能衰退,它們對今天人類造成的痛苦會更多,它們構成了一直存在于人類生活中的某種“ 背景雜音”(background noise)。近年來,隨著人們的日趨長壽,這種痛苦變得更加顯著。不過,我們祖先所經歷的疾病模式與我們今天熟悉的情況根本不同。在先祖那里,不時暴發的瘟疫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會給他們造成恐懼和無時不在的震懾力。盡管我們無法得到統計和臨床資料(即便到 19 世紀也是零星的),以對 19 世紀以前瘟疫的發生情況做出準確說明,比如何種瘟疫在何時何地殺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們仍有可能把握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變化軌跡。實際上,這也正是本書的主旨。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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