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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面對逼近的瘟疫,公開透明才是緊迫重要的應對措施

曾夢龍2020-01-23 10:52:11

“隨著禽流感(H5N1)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傳播,對這種公開透明的要求顯得更加緊迫。日復一日,科學家和政治領導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迅速采取公共衛生措施,使世界免受不折不扣的毀滅性流行病的劫難?!?/p>

《逼近的瘟疫》

內容簡介

在這部紀實作品中,作者認為,人類在與瘟疫的戰爭中打了敗仗。反觀此書初版之后的十幾年間,艾滋病已從在非洲和美國暴發,逐步漫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滅的瘧疾又在熱帶地區死灰復燃,殺傷力超過以往;具有抗藥性的結核病菌卷土重來,以驚人的速度感染新的人群; SARS 曾在幾個月間肆虐了中國大地,吞噬了多少鮮活的生命;禽流感連續多年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不斷傳來死人的消息;事實說明,作者并不是在危言聳聽。

作者簡介

勞里 · 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國著名記者,是獲得皮博迪獎(The Peabody Award)、喬治 · 伯克獎(George Polk Award)和普利策獎(Pulitzer Award)三大著名新聞獎的第一人。曾就讀于加州大學,攻讀公共衛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后先后到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進修。在校期間即對新聞事業產生濃厚興趣,后來成為專業記者,在全美公共廣播電臺、《新聞日報》等單位就職?,F為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著述頗多, 除本書外, 另有《失信:全球公共衛生事業之癱瘓》《流行天下!傳染病的世界》等, 并且經常為各大報刊及通訊社撰稿。

書籍摘錄

中文版序

你手里拿的這本書終于有了中文版。若是幾年前就能譯成中文該有多好,因為本書的內容必能引起中國讀者深深的共鳴。本書的英文版問世至今已經 10 年有余,但是時間只是更加證明了書中所言不差。

回憶 1988 年,一批病毒學家聚集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討論一個當時還有爭議的命題:奇怪的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出現。兩天之間,實地工作的專家們提出了關于他們關注的病毒的各種信息:各式各樣的微小病毒顯示出,它們發生了奇異的變化,并有卷土重來之勢??茖W家們異常震驚,因為沒有幾位病毒學家密切跟蹤過具體關注各類微生物的專家們的發現。會議結束時得出了一致的結論,科學家們明顯地感到焦慮不安。

此前 20 年,西方的科學家曾經躊躇滿志,深信自己有能力找出傳染性致病微生物的弱點,并且制造出藥物和疫苗來擊敗它們,結果竟使傳染性疾病的研究撥款逐漸斷絕。在西方世界看來,對人類健康的真正威脅仿佛只剩下癌癥和心血管疾病了:沒有其他生物還會威脅人類。但是, 1988 年到美國首都聚會的病毒學家明白,往日的這種樂觀輕說是可嘆可悲,重說則是頭腦不清,十分危險。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病毒學家披露的情況。那一周,美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電視報道的一樁政治丑聞,就是人們常說的伊朗門事件上。一個名叫奧利弗·諾思的上校軍官到國會作證,交代如何利用從伊朗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籌集到的資金,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非法購買軍火的問題。病毒會議間休息的時候,我曾和幾位同事走上飯店的樓頂,那里陽光明媚,可以俯視白宮。飯店里面,每一個人都在輕輕議論著伊朗門丑聞;心里琢磨,不知哪些政治領導人會在未來的日子里失勢倒霉。我轉身對我的同事們說:“等到歷史的塵埃落定的時候,這個伊朗門事件最多不過是個小小的插曲,而病毒學家的這次會議將會震驚全球?!?/p>

我的同事只是半心半意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連我也覺得自己口無遮攔,亂下斷語,有些忐忑不安,擔心對于國家科學院會議的重要性言過其實。當時我已經動手撰寫此書,對于暗暗藏在心中的一種憂慮也不敢明說:我是否夸大了正在出現的疾病的威脅?

今天,我懷疑你能否在 100 名美國人中找出一個可以準確地說出伊朗門丑聞原委的人來,但是幾乎每一個美國人都會告訴你,他擔心奇怪的流行病和具有耐藥性的、突變形式的舊病卷土重來。雖然他們并不能把他們的擔心追溯到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家科學院病毒學家會議,或者本書的出版,但是往日對傳染性疾病的那種盲目樂觀,美國人已經自感動搖。對傳染性疾病的危害,人們越來越擔心,甚至引起了美國白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歐盟領導層、俄羅斯杜馬和聯合國安理會的關注。

關于最新出現和卷土重來的疾病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單子。這個單子里包括大部分致病性病菌,但都具有了耐藥能力。其中最為危險的要屬 XDR-TB ,這是一種新的結核病, 2006 年春首先在南非發現,對各種不同類型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藥能力。具備強大耐藥能力的普通病菌,如鏈球菌、葡萄球菌和梭菌等菌屬,也都充斥著全世界各地的醫院。

危險的新病毒單子上最可怕的當屬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HIV),這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因。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于 1981 年首先在美國發現,現已傳遍世界,成了當代分布最廣的傳染病。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出現以后,世界上又從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到 SARS ,暴發了多種疾病。

在 2002 年秋 SARS 在中國南方出現以前,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把傳染病視為內部事務,詳情對外部世界都諱莫如深。盡管世界衛生組織幾十年來一直呼吁各國迅速、準確地報告疫病的暴發情況,但各國響應者寥寥無幾。對于那些急于發展經濟、追趕富裕的西方的國家來說,傳染病失控被視為落后的實例,是丟臉的事。前蘇聯對于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總是編造各種虛假數據,其領導人急于要宣布,在疾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抗衡。

不管其政治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 2003 年的 SARS 流行對全世界的領導人都是一次震撼。有的領導人曾經錯誤地對待兇猛的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的流行,認為它只是一些毒品注射不當和性行為不端的人造成的惡果。正是因為政治領導人忽視了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和艾滋病帶給人們的真正信息,一味地指責患病的人,說他們由于“缺德的”或“違法的”行為而自己招來疾病,是自作自受,這才失去了應對微生物世界新變化的寶貴時間。

但是, SARS 到來,政治領導人再也無法輕易找到對問題置之不理或指責患病者自作自受的理由了。 SARS 顯示出一個新時期——全球流行時期的到來。實際上,正如本書所說,通過征服者、戰爭、商人、運輸中的動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勢。不過 SARS 更代表著一種神秘的流行病在一個新世界的出現,這個新世界利用 20 世紀難以想象的方式,通過經濟和空中交通,彼此緊緊地連成一個整體。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一個制造大國,而美國、歐洲、日本和加拿大則是消費大國。大家緊密相連,全球如同近鄰,而且一日緊似一日,因為國際互聯網和全球化經濟意味著,洛杉磯的一個少年可以用深圳制造的電腦,向開羅和巴黎的小朋友發送電子郵件;他還可以一邊吃著三明治:里面夾的肉來自智利,生菜產自墨西哥,一邊用廣州造的手機同紐約的表弟聊天。邊界越來越難隔斷人們的交往了。

當然,從微生物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政治邊界從來就沒有擋住它們流行,盡管大多數公共衛生官員都曾采用監測、隔離、接種及其他各種方法,企圖將微生物“阻擋”在國門之外。當人和物在地球上還只是緩慢移動,冷戰將地球分割成若干禁止出入的區域的時候,通過嚴厲的公共衛生政策,還有可能減緩微生物越界進入他國的速度。但是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所謂 SARS 乃是一種蝙蝠病毒,攜帶它的是以水果為食的動物,通常出沒于亞洲雨林的盡頭。人類原先同這些動物并無接觸,更不曾接觸這些動物的血液里流淌的病毒。通過一系列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環節,那種蝙蝠病毒進入了廣東的鮮活動物市場,靠著全球化的力量,又迅速傳播到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國以及其他十數個國家。 SARS 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幾十億美元。

對于政治領導人而言, SARS 促使了他們的驚醒。中國領導人看清了對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價,因為整個世界都不滿于否認這種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領導人和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發現自己竟忽略了醫院的傳染控制措施,終使醫院成了 SARS 的傳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國的領導人原本感到高枕無憂,深信本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確有能力保護美國民眾不受微生物的威脅,如今也忽然關心起萬一 SARS 暴發,對國家安全會有何種影響了。

就人類同環境中存在的病毒、細菌以及寄生蟲的關系而言,我們如今正處在歷史性的十字路口。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動著,億萬經濟難民奔走于全世界,尋求新的未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對供水、排水、食品和新鮮空氣的需求也會增加。人類行為的這一切變化都使微生物的生存條件有所變更,往往給人類、農業和牲畜帶來危險。

2006 年,中國領導人發生了 180 度的大轉彎,原先對 SARS 是秘而不宣,如今對中國境內的所有傳染病幾乎完全公開透明。另外,中國的陳馮富珍博士已經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北京還同華盛頓磋商,草擬一些協議,供各國采納,以便在發生流行病威脅時,采取完全透明的態度。隨著禽流感(H5N1)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傳播,對這種公開透明的要求顯得更加緊迫。日復一日,科學家和政治領導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迅速采取公共衛生措施,使世界免受不折不扣的毀滅性流行病的劫難。

但愿他們的研究早見成效,措施準確得當。

勞里·加勒特

2006 年 12 月,紐約

自序

我舅舅伯納德 1932 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醫學的時候,他已經目睹過 1918 — 1919 年的大流感。他數著巴爾的摩街上緩緩走過的靈車,那時他才 7 歲。此前 3 年,他的父親差一點兒死于傷寒熱,是在巴爾的摩市中心得的病。后來不久,他的祖父死于結核病。

12 歲時,伯納德得了所謂的“夏季病”,躺在家里,熬過馬里蘭漫長、炎熱的夏日,像他母親說的:“懶得動彈?!敝钡?1938 年他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醫學院實習期間,志愿充當X光實驗對象的時候,才發現“夏季病”實際上就是結核病。無疑,他是從祖父那里傳染上的,后來病愈,但肺部留下了終生的明顯疤痕,胸部 X 光透視照了出來。

當時似乎每個人都有結核病。年輕的伯納德·西爾伯在芝加哥埋頭苦讀醫科的時候,新招收的護士班學生按常規都要進行檢測,看看對結核病是否有抗體。農村來的姑娘剛剛入校學習時,結核病檢測總是呈陰性??梢酝瑯涌隙ǖ氖?,在城市的醫院病房里待過一年之后,她們的結核病測試都呈陽性。那時,任何疾病都能激活潛在的結核病感染,結核病療養院泛濫一時。治療只限于臥床休息和爭論不休的膳食搭配、身體鍛煉、新鮮空氣以及非同尋常的氣胸外科手術。

1939 年,伯納德舅舅在洛杉磯縣醫院開始兩年的從醫實習,與舅母伯尼斯——一個疫病防治工作者相識。伯尼斯腿有點瘸,一側耳聾,是童年細菌感染留下的后遺癥。她 9 歲時,一側耳內生長細菌,最后感染了乳突狀骨,而且并發骨髓炎,使她的右腿比左腿約短一英寸,迫使她走路時一顛一顛的。他們相識不久,伯納德得了嚴重的肺部感染,由于他是個醫生,得到了條件最好的治療:精心照料和氧氣。他病懨懨地在洛杉磯縣醫院住了一個月,希望他會成為熬過細菌性肺炎的 60% 的美國人中的一員:當時還沒有抗菌素,這是細菌性肺炎的治愈率。

1944 年抗菌素研制成功,在這以前,細菌性感染既很普遍,又很嚴重。伯納德舅舅無須經過或很少經過化驗室的化驗,在幾分鐘之內,就能診斷出猩紅熱、肺炎球菌肺炎、風濕熱、百日咳、白喉或結核病。醫生們必須迅速診斷,因為這些炎癥會很快惡化。另外,在 1940 年,化驗室能夠告訴醫生的,一個醫術精湛、觀察細致的醫生也都能獨立決定。

當時,病毒還是一個巨大的黑盒子。雖然伯納德能夠輕而易舉地區分風疹、流感、圣路易斯腦炎以及其他病毒性疾病,但他既不會治療、也不深知這些極小的微生物對人體能造成多大危害。

伯納德舅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接觸到熱帶醫學的。當時他是陸軍衛生兵,曾到瓜達康納爾島和太平洋其他戰場服役。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學到了在醫學院校極少接觸的疾病的第一手知識:瘧疾、登革熱(碎骨熱)和各種不同類型的寄生蟲病??鼘帉χ委煰懠灿猩衿娴墓π?,但對于感染了其他熱帶生物體的美國士兵,他卻束手無策;而在太平洋戰區,熱帶病源卻處處皆是。

戰爭進行了兩年以后,陸軍分發了首批少量青霉素,指示醫生們千萬節約使用這種稀罕的藥品,使用劑量約為 5000 單位(相當于 1993 年治療輕微感染所用最低劑量的三分之一弱)。在早年細菌對抗菌素還沒有產生耐藥性的時候,這種劑量就足以產生奇跡了。陸軍的醫生們對青霉素的奇效驚喜萬分,竟會收集用過此藥的病人的尿液,提煉出青霉素,在其他士兵身上再次使用。

若干年后,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免疫學的時候,伯納德舅舅還會給我講述一些往事,聽起來就像黑暗世紀的醫學故事。當時我頭腦里裝的盡是能夠把免疫系統的活細胞分成不同類型的熒光啟動激光細胞分類機、基因工程的新技術、單克隆抗體、人類遺傳密碼的解析等。

“我一直把抗菌素的生產比做國內稅務局?!辈{德舅舅看到我對于抗菌素產生前美國醫生經歷的艱辛不大感興趣時,會這樣說,“人們總是在尋找漏洞,但是等他們真找到什么漏洞時,稅務局馬上就給堵上??咕匾彩沁@個樣子——你前手研制出一種新抗菌素,細菌后手就產生了耐藥性?!?/p>

1976 年夏天,我自然重新想起了伯納德舅舅講述的許多道理。那時我正在思考在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的學位研究計劃,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登載著傳染性疾病的消息。美國政府預料會發生一次大規模流感,有人估計其規模之大,會超過 1918 年:那一次全球性大恐怖,奪去了 2000 萬人的生命。美國軍團組織 7 月 4 日在費城一家飯店聚會,不知什么東西竟使 128 人身患重病, 29 人死亡。特別奇怪的事正在非洲發生,根據當時含糊其辭的報道,人們正在死于一種可怕的新病毒:在扎伊爾和蘇丹,某種所謂綠猴病毒,或馬爾堡,或埃博拉,或三種名稱的混合稱呼,正在引起全世界疾病專家的急切注意。

1981 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 Krause)博士發表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名叫《難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戰》(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書中提出,早被認定已經敗北的疾病可能殺個回馬槍,接著危害美國民眾。一年后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有的議員問克勞斯:“為什么我們會有這么多的新傳染病?”

“其實并沒有出現任何新東西,”克勞斯答道,“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稅收一樣不可避免?!?/p>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沖擊在 80 年代促使許多病毒學家認真考慮,確實在出現著某種新東西。隨著這種流行病從世界的一個地區傳向另一個地區,科學家們不禁問道:“這種病是從哪里來的?還有沒有別的病源?還會不會發生更加危險的疾病——從空氣中由人到人傳播的疾病?”

隨著 80 年代前進的腳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名叫斯蒂芬·莫爾斯的年輕病毒學家來到著名的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面前問道,關于正在出現的微生物,人們的擔心日益嚴重,對此他有何見教?萊德伯格用絕對的詞句,斬釘截鐵地答道:“問題是嚴重的。還將更加嚴重?!睉阎环N共同的責任感,莫爾斯和萊德伯格開始征集同事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收集證據,提出建議。

1988 年,一大批美國科學家,主要是病毒學家和熱帶醫學專家,得出了結論:是拉響警報的時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學的莫爾斯和萊德伯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莫納特、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單位的羅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導下,科學家們尋求辦法,使他們共同的想法具體化。他們最擔心的是被視為一群愛哭的嬰兒,為了研究經費的縮減而哭鬧不休;或者被人指責為高呼狼來了。

1989 年 5 月 1 日,科學家們在華盛頓飯店聚會,飯店同白宮只有一箭之遙。他們在一起討論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證據,說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會議由全國變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學共同贊助。

“大自然并不慈善,”萊德伯格在開幕詞中說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脫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 (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并不是預先注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于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p>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麥克尼爾警告說:人類改進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

“本人以為,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的力量是有局限的,”麥克尼爾說,“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局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p>

三天之中,科學家們提出證據,證實麥克尼爾的帶有預見性的講話確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發生變異;就在科學家們開會時,海豹死于瘟疫;澳大利亞傳進新病毒一年間,野兔死去 90% ;大流感正橫掃整個動物世界;安德洛墨達變體(Andromeda strain)幾乎以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形式出現在非洲;超級大城市正在發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據點;雨林正在被毀,迫使攜帶疾病的動物和昆蟲進入人類居住的地區,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范圍內感染人類、危及人類生存有了切實的可能。

我作為年輕一代中的一員,在充滿信心的治療醫學時代接受教育,對傳染病極少關心。我聽著會上的發言,覺得更像邁克爾·克賴頓小說里的內容,而不是來自實踐經驗的科學討論??墒俏液颓f個在抗菌素出現以后,在基因工程時代成長的年輕科學家一樣,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有長長一串最近出現的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與血癌有關的人類T細胞白血球過多病毒(HTLV) Ⅰ 型和 Ⅱ 型、最近發現的幾種肝炎病毒、在非洲和亞洲發現的多種出血癥病毒等。

1991 年 2 月,美國國家科學院下屬的醫學研究所召開特別小組會議,議題是進一步探討 1989 年科學家會議提出的問題,并在兩個方面對聯邦政府提出建議:微生物威脅對美國公民的嚴重程度;改進美國疾病監測和監管能力應采取的步驟。 1992 年秋,醫學研究所公布了研究報告:《正在出現的傳染?。何⑸飳γ绹】档耐{》(Emerging Infections:Microbial Threats to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傳染性疾病在美國出現的危險確實存在;當局準備不足,難以預見和處置新的流行病。

“我們要發出的信息是,問題是嚴重的,而且會更加嚴重。我們需要加強工作來扭轉局面?!比R德伯格在報告公布的當日說。

報告公布以后,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開始冥思苦想,終于在 1994 年春制訂出一個計劃:提高警惕,對疾病暴發作出迅速反應。由于對 1981 年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的出現反應遲緩,使得流行病擴大,到 1993 年已涉及 150 萬美國人,每年耗費聯邦政府 120 億美元,用于研究、制藥、教育和治療。

疾病控制中心決心不再重復這種錯誤。

但是在 1993 年也有不同的聲音,反對美國科學界目光短淺,往往只強調病毒,單單重視對美國公民造成的威脅。曾直接同疾病作過斗爭的白衣戰士如喬·麥考密克、彼得·皮奧特、戴維·海曼、喬納森·曼、丹尼爾·塔蘭托拉等有力地爭辯道:微生物并不遵守人類的國界。另外,他們說,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正在出現的最危險的疾病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細菌和寄生蟲引起的。他們說,需要開闊視野。

其他持批評態度的人強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看人類漏洞百出、指導不當的控制微生物的行動就會發現,大部分問題正出在現在呼吁提高警惕的科學界本身。烏韋·布林克曼、安德魯·施皮爾曼、功有田等人提出,在全世界富國的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看來似乎是可行的微生物控制措施,到地球上的窮國去執行時,卻會造成災難。

持批評態度的人指責美國人,說他們眼光狹窄,只看到疾病在美國出現,卻看不清真實的形勢。當你看到一個身裹綠色“肯加”的恩德貝勒族小女孩時,這形勢就不言自明了。她躺在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城外一個衛生所的硬邦邦的土地面上。她母親坐在她身邊,懇求的目光投向走進這個兩間屋子的診所的每一個陌生人。 4 歲的女孩發出微弱的哭聲。

“她得的是麻疹?!痹\所主任說,用手指著孩子,態度嚴肅。他領著一個參觀者出去觀看當地改進抽水馬桶和提高農村兒童膳食中蛋白質含量的業績。

一個小時后他又返回這個泥糊的籬笆診所時,只見小孩的母親扭動身體,痛苦萬分,淚水悄悄滾下面頰。小孩微弱的哭聲已經停息。又過了幾個小時,那位母親和她的丈夫將一領卷起的草席橫放在自行車車把上,席里卷著小女兒的尸體。他們眼睛呆呆地望著天邊,推著自行車,凄慘地沿著紅色的泥路走去。

當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母親們安排孩子們“接種疫苗”,故意讓年幼的子女接觸一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甚至雞天花的時候,這些疾病卻在迫使世界上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的父母們求天告地,來面對他們的一半兒童在 10 歲前就會來臨的死亡。

美國的醫生在他們負責保健的人動身到墨西哥的提華納以南旅行前,會開出一長串需要接種的疫苗和處方藥,這就是一個突出的證據,證明了全世界在富有與貧窮、發達與落后之間的巨大差別對衛生方面帶來的沖擊。 20 世紀 70 年代,對南半球的貧窮落后感到遺憾的美國人和歐洲人把大量的金錢投到最貧窮的國家,興建項目,意在使這些國家的民眾進入“現代”。當時的邏輯是:隨著社會的整體結構和經濟狀況逐漸接近美國、加拿大和西歐,民眾的健康狀況自然會改進。

但是到 1990 年,世界上主要的貸款國家與機構不得不承認,現代化活動只是惡化了第三世界普通百姓的狀況,增加了各國上層和外國機構的權力、財富和貪污腐敗。充滿田園風味的農業社會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就面目全非,成了圍繞著一個或幾個巨大的城市而存在的國家。這些城市越來越大,像是田園畫上的污泥濁水,淹沒了民眾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將年輕的求職農工沖向亂糟糟的半城半鄉的貧民窟,里面連起碼的人類垃圾處理和公共衛生設施都沒有。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工業化自由市場世界,社會各階層的人對于環境污染與個人健康之間的關系都變得日益關心起來。由于殺蟲劑濫用、含鉛涂料、石棉纖維、空氣污染,以及使用添加劑的食品的危險日見明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民眾呼吁制定法規,限制對環境和食品的污染。

隨著地球大氣層臭氧空洞的發現,全世界的科學家開展了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是為了防止地球保護性臭氧層的進一步污染、破壞,全球應負何種責任。同樣,海洋生物學家也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爭論,題目是為了改變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狀況和魚類、珊瑚及哺乳動物遭遇的近乎滅絕的危險現狀,世界各國應當共同承擔何種責任。保護主義者把注意力轉向全球野生動物的保護。生物學家如哈佛的E·O·威爾遜和史密森學會的托馬斯·洛夫喬伊則提出警告:可能出現一次全球性動植物種群的滅絕事件,其規模之大,可以與白堊紀恐龍的絕種相比。

威爾遜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 5 次大規模滅絕事件的化石證據,接著問道:對于人類親手造成的環境破壞,世界還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類所毀掉的,大自然會使其復生;這些數字應當使他們停下手來了。也許會復生,但是所用時間會很長,對現代人來說不會有任何意義?!?/p>

20 世紀 60 年代,加拿大哲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恩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過傳播技術,把全世界緊緊地連在一起。隨著人類進入 20 世紀的最后一個 10 年,這個概念在地球生態的意義上已經明顯地印入人們的思想。環境保護主義者正在從宏觀上考慮,設法改變相距遙遠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羅斯、挪威的捕鯨政策。世界銀行決定把生態問題列入向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審查標準。在許多科學家看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證明,如果認為控制毒性危險這個問題的解決,永遠要受國家主權的制約,那將是愚蠢的。

1992 年,美國選舉了一位主張推行一項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馬歇爾計劃來保護環境的副總統。艾伯特·戈爾提出,除非在世界范圍內大力改變人類的觀念,再加上細致的國際管理體系和經濟刺激,否則便很難保障地球生態的繼續平衡。他引用持批評態度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的話說:“對保持現狀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將會繼續阻止任何有意義的變革,直到關心生態系統的多數公民站出來說話,并敦促他們的領導人采取措施,使地球恢復平衡?!?/p>

如此看來,在宏觀的層面上,關于經濟公平和發展、環境保護、對某些問題的條規的建立,已經產生了一種全球共用的感知。盡管在看法上和語意上還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墻被推倒以前很久,對某些問題的觀點的全球化已經越過意識形態的界線而產生。從那以后,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盡管在美國以外,有人表示了相當大的擔心,擔心美國會對環境、通訊、發展等領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識、文化觀點、技術和經濟方面占主導地位。

不過,直到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出現以后,衛生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群眾性接種和腹瀉控制計劃,而在更大范圍內變得明顯起來。自從1981年在紐約和加州的同性戀男子中發現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變成了一個折光棱鏡,通過這個棱鏡,正極光,也就是各種社會希望別國據以觀察自己的正極光,被分割成千萬個彼此不同的閃光小片。通過艾滋病這個棱鏡,世界公共衛生專家就有可能看出人類的神圣組織,包括醫療機構,科學、宗教和司法體系,聯合國,各種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體制等等的虛偽、殘酷、失敗和無能。

著名科學家的結論是:如果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是一個典型,那就可以說人類正面臨極大的問題。對于這種新疾病的出現,人類的態度先是漠不關心,接著是對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視,最后則產生一種病態的無所謂的感覺,用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說這種病毒是毫無害處的,有人說某些人群或種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后痊愈。他們說,歷史自會判斷20世紀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的表現:到底是把他們視同17世紀倫敦的教士和貴族,自己逃離城市,留下貧苦大眾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還是歷史更加寬容一些,僅僅認為他們是沒有能力看到暴風雨,直到暴風雨夷平了他們的住處?

過去 5 年間,科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法國的科學家,曾經表明他們的擔心,說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遠遠不是一次公共衛生方面的差錯,而更可能是未來的問題的征兆。他們提出警告:盡管經過了艾滋病的慘劇,人類并沒有學會對新的微生物作好準備和實施對應的辦法。他們呼吁人們認清,任何一國的環境在微觀層面上的變化都會在宏觀層面上影響全球的生活。

畢竟,人類的宿敵是微生物。微生物并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絕跡。在產業化時代以后,美國人和歐洲人雖然清理了他們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沒有消失。微生物當然更不會僅僅因為人類忽視它們的存在而壽終正寢。

本書探索了近些年疾病發生的歷史,大體按編年體的順序考察了具體事例,說明了微生物流行病發生的原因,以及文化人、科學家、醫生、政府官員、政治領導人、宗教領袖的各種反應。

本書也在微生物的層面上探討了進化生物學,仔細觀察了病源和傳病媒介如何變化,來對付人類自我保護的防御武器。另外,本書還考察了人類如何通過計劃不周的發展項目、指導不當的醫療措施、方向錯誤的公共衛生政策、目光短淺的政治行為或不作為,實際上為微生物幫了大忙。

最后,本書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謶衷跓o法消除的情況下會變得非常厲害。在整個歷史上,它都曾使某種疾病的患者受到終生的控制;在不那么嚴重的情況下,也會使人不當地耗費金錢和資源,去擊退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敵人。

總的說來,需要的只是一種關于疾病的新思維方式。不要把人類同微生物的關系看做一種歷史的直線關系,若干世紀以來的總趨勢是人類的風險越來越??;要尋求一種挑戰性更強的看法,承認在人類身體的內部和外部,人類和微生物之間存在一種動蕩的、非直線的狀況。正如哈佛大學的迪克·萊文斯所說:“我們必須兼容并蓄,不求簡單,不避復雜;必須尋求辦法,來描寫和理解一種我們看不見、卻時刻受到其影響的生態?!?/p>

伯納德舅舅如今已經八十有余,退休不干日常的醫療工作。他常說今天不知美國有多少醫生能夠不借助化驗室耗費時間的分析和幫助,獨力診斷出瘧疾、白喉、風濕熱、結核病或斑疹傷寒。他懷疑工業化世界的大多數醫生能否診斷出老的疾病如黃熱病或登革熱,更不用說全新的疾病了。他和發達國家抗菌素時代以前的醫生們都將年老、退休。他會問:比起抗菌素出現以前的醫生來, 2000 年的醫生對細菌性肺炎的醫治手段是更好呢還是更差?

要作準備,必先了解。要想了解人類與巨大的千變萬化的微生物世界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形成新的看法,將彼此分隔的領域如醫學、環境、公共衛生、基礎生態學、靈長生物學、人類表現、經濟開發、文化考古、人權法律、昆蟲學、寄生學、病毒學、細菌學、進化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等等融為一體。

本書講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故事,他們曾努力去了解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微生物威脅。在這些與疾病作斗爭的勇士們退休的時候,大學的實驗室和醫學院校正在培養一批年輕的科學精英,但是他們精心研究的并不是所謂老式的、陳舊的、在人類同微生物的歷史性生態斗爭中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的學科。我們正在接近千禧之年,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年輕科學家或醫生都很少有人能迅速辨認出虎蚊、鹿鼠或百日咳、白喉患者來。

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洋洋得意于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


題圖來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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